【双庆专题文集】我与南开修史

    校史，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和时空的教育史概念，是对一所大学发展历程进行重新认知、分析和总结，探讨“教书育人”的价值所在，从而形成新的历史解释平台的过程。

    南开是有修史传统的学校。严修先生就曾经亲自修订《南开学校沿革志略》。1944年10月，张伯苓写了《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南开活色生香百年不息，它让我们拥有了母校的概念、温暖的记忆、追逐的梦想、人生的故事……。南开，是一个让你不忘初心的地方，让你找回青春最初的记忆。我所经历的南开修史历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有过四次修史活动。

    第一次修史是1979年，由校党委常委娄平和副校长滕维藻主持，产生了一本《南开大学六十年》

    第二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副校长王文俊主持。1984年，学校首先做出了“关于编写校史的决定”。这一“决定”受到教育部重视，被教育部（84）教编厅字009号文件转发。这期间产生了三本校史著作：1984年出版的《张伯苓教育言论集》，1989年出版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和《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第三次是由副校长陈洪主持，先后出版了《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周恩来与南开》及大事长编体《南开大学九十年纪事》。

    第四次是由刘景泉副书记主持编写《南开大学简史》及百年校庆校史纪念丛书。

    我有幸参与了这四次的编撰校史的活动，成为我人生历程中一道难忘的风景线。著名画家毕加索曾经说，“我的每一幅画都装有我的血。”套用他这话我也可以说，“每一部南开校史中都浸润着我的心血。”我在这40年参与修史的过程中，不仅深化着对南开精神和品格的理解，同时对几届校领导从热心校史渗透出的可贵精神有了深刻的感悟。

    在这40年中最让我怀念的是校庆60周年时，与娄平、滕维藻共同编写校史的难忘情景。

    回想起来，当时我忝列校史编写队伍，完全是一个偶然。1979年6月初，我刚带学生从北京实习归来，历史系副系主任薛藩安就通知我：学校要组织编写校史，魏宏运先生说梁吉生文笔好，他最合适。事情就这么三言两语的定下了。谁曾料到，此次之后，我与南开校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校史编写组一共三个人，除我还有历史系杨珣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窦爱芝。刘焱同志是建国前南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刚刚从校外调来不久，作校史编写的顾问。办公地点设在芝琴楼二楼中间东侧的一个房间。上班第一天，刘焱传达娄平等领导同志的意见，大意是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也是南开大学建校60周年，学校决定编写校史。党委对这件事情很重视，由校党委常委娄平和副校长滕维藻负责，要在三个月时间完成编写任务，为校庆60周年庆典献礼。编写组大体上做了分工：我侧着解放前，窦爱芝主要在建国后，杨珣负责资料工作，我统筹编辑进程并负责全书的统编定稿。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编写校史当然要先掌握史料。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对校史是“门外汉”。我虽然是1959年考入南开历史系的，但那时是校史的失忆年代，对旧南开历史是隐而不谈的，更遑论张伯苓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了，就如同《桃花源记》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最初就是带着这样的茫然和空虚走进校史编写“角色”的。

    那是国家和个人命运都被蹂躏践踏的年代刚刚过去不久，能不能写出一部像样的校史的确心中没有多大底数。

    我大体上做了一个计划：先访问校史知情人，然后穿插时间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我翻阅了一下当年的笔记，记载了以下采访记录：

    1979年6月9日晚，访问老南开秘书长黄钰生。

    6月12日上午，访问原校团委钱玉麟。

    6月13日下午，李万华谈南大地下党情况。

    6月14日下午，吴大任副校长谈南开教育特点。

    6月15日和6月26日，刘焱谈解放前学生运动。

    6月18日上午，访问《人民南开》编辑蒋哲时。

    7月初，校长杨石先在行政楼办公室谈校史。

    除此之外，我还随李万华、刘焱到北京参加了解放前南开校友的几次座谈会，在芝琴楼又参加了沙小泉召集校友回忆南大地下党的座谈会。我还与杨珣去北京访问了30年代地下党党员程宏毅（人仕）、阎沛霖、庞文华等人。程宏毅当时是全国合作总社主任，当年在南开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直接受姚依林领导。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畅谈了学校地下党活动情况，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姚依林深入南大学生宿舍亲自培训新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情景。最后他对我们说，你们想不想见姚依林？我一个电话你们就会见到他。庞文华老大姐很热情，住在前门附近，听了我们的来意，立刻打电话把国家科委的阎沛霖招到家来座谈，中午还请我们在家吃了苦瓜炒肉丝、花卷和绿豆稀饭。

    在紧张的口述史工作的同时，我们仨人密集地穿插着对校图书馆、校档案馆、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和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资料室，以及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校史资料。40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如同现在这么便捷的交通工具，也没有录音机、复印机和电脑什么的，甚至连个照相机都没有给我们配备。访问只能口问手写，查阅资料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手抄。去北京访问，为了节省，我跟杨珣一次也没有住旅馆，都是分别投亲靠友，不敢多花学校的钱。我们每天挤公共汽车，北京的地理也不熟，只能手拿着地址一边打听一边找，有时为找一个校友从东城找到西城。中午了，访谈的老校友要午休，我俩只好出来，坐在马路边买个烤饼一边吃一边等待，估摸着人家睡醒午觉了，才试探着轻轻地叩门。其中经历的冷暖苦甘只有现在老了才体会到当年的滋味。

    那时我们都是年轻教师，几十块钱的工资，家务又重，我的孩子刚刚满3岁，当时既没有出差补助，也没有加班费，更没有稿酬，每天忙个不停，晚上还要熬夜整理资料，全凭了爱南开的一股热情和重任在肩的使命感。娄平知道了这种情况，便写了一个便笺给我们，上写着：“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做出了很大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早日拿出初稿”。

    我们也知道他的苦衷。有了这几句话，我们都心里暖暖的。于是我开始加班加点地抓紧初稿的写作。

    校史初稿大约在8月初草成，打印出来分送校领导和有关教师干部及津京一些校友。娄平认真审读，并且在打印稿上批注意见。他看的很仔细，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看不清的地方就画上问号或做个标记，个别地方还写上“请编写同志注意”。初稿分别送出后，娄平又吩咐校长办公室和编写组注意搜集反馈意见。他还在行政楼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一次是校友与党政干部的，一次是老教授的。我记得邢公畹先生曾对解放前有没有大中路的叫法提出质疑，数学系陈绶先生对书中描述的某教授讲课情景提出反对意见，还有从海外归来的老师因为漏掉他的名字前来反映情况，等等。没有想到教师干部这么热情关心校史编写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编写组很快拿出了修改稿，然后又在师生校友中征求意见，于是又出了第三稿。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解放前三十年的南开大学

    一、南开大学的成立

    二、南开大学的发展

    三、光荣的民主革命传统

    四、西南联大时期

    五、黎明前的三年

    解放后三十年的南开大学

    一、南开大学的新生

    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迅速发展

    三、毛主席、周总理视察南开大学

    四、认真总结经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五、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我在撰写“解放前三十年的南开大学”时，经常思考怎么样以独特的笔墨展现校史，以全新的理念描述历史人物。所以，如何摆布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关系成了反复斟酌的问题。随着校史写作的深入和校史资料的更多接触，越发觉得张伯苓是南开历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是南开学校的奠基者和重要创办人，是南开大学的缔造者和首任校长。他在任校长近30年的时间里，把最初只有不到百名学生的南开大学，发展成一个拥有文、理、工、商4个学院16个学系、3个研究所（室），1千多名学生的著名学府，他把最初只有一座2层楼的私立大学，发展成了有八里台、六里台和甘肃路三处校园的国立大学。他在大学国际化的视野中，为南开大学树立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对于南开历史上这样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仅仅因为作了国民党政府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而就人为的予以淡化、屏蔽，总感到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无法面对历史客观认识和描述的责任进行妥协。

    张伯苓的历史评价，一直让我深刻的考量和纠缠。

    于是，我决心在南开的史书上为张伯苓留下一笔。我在“黎明前的三年”一节中，用一个段落表述张伯苓晚年思想变化的过程。原文是：

   “张伯苓本想借短期国立，使南大渡过经济困难，然后重改私立，再谋发展。

    但是，他的这些想法都成了泡影。1947年6月，他参加了伪国大。1948年7月，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从此离开了南开大学。但是，国民党腐败，黑暗政治的现实教育了他，终于使他有所悔悟。在重庆解放前夕，毅然拒绝飞往广州和台湾。解放后他从重庆北返，盛赞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后又在遗嘱中说「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良好政府」，瞩望南开师生「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国为公，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病逝于天津。”

    于如何评价张伯苓，编写组陆续收到一些正反两面的意见，有的甚至激烈表示不能正面肯定张伯苓。对于这种意见我有些想不通，我始终主张要给予张伯苓一公正的评价。我把我的想法和观点说给杨、窦二位。她们与我有共同看法，一致认为应该保留上述这段文字。同时，我们三人还认为，不把张伯苓的评价问题定下来，校史修改就受到影响，直接关系校史修改进度。由此便产生了直接向娄平汇报的动议。我们凭直觉感到，娄平是一位能够听取意见的领导，有见解，肯负责，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答复的。果然，娄平是个爽快人。一天晚上，他约我们三人到他家去。我们如约来到北村，娄平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室内。我是头一次走进校领导家里，不免有点拘束。他似乎看出了什么，便向我介绍起他家的那个沙发。他说，你看我这个沙发，有两个用处，白天是沙发，可以坐人，晚上把它放平就是一张床，可以睡觉。我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哪里知道一个沙发还有这么多用处啊！娄平还告诉我们，这个沙发是他亲手打造的。我们都惊奇面前这位儒雅的老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木匠手艺呢！他习惯地“呃呃”两声说，这是几年前闲着没事做的，没有事干啊！他说的是那样平淡，可我作为从“文革”走过来的人知道，这平淡的语气中却深埋着娄平在“文革”中承受的多少屈辱和苦难啊！

    话题很快转入校史上来。我首先汇报了对张伯苓评价的看法和专门设计一个段落的构想。娄平认真地倾听，有时还随手翻阅一下校史稿。听完汇报后，他说：“当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说过南开张伯苓，但不详其人。这次读了校史稿，刚才又听了你们的介绍，我看你们说的有道理。对待历史人物，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看法，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对张伯苓应该有个说法，但不必全面的评价。现在这么写就可以了。”

    这是南开大学的正强音，是八里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著名大学对自己的历史的态度和立场！

校史的清样很快就出来了。娄平立即写出“审阅小样的意见”，杨珣用复写纸将“意见”复写了若干份，连同清样分送诸领导。

    娄平的意见是：

   “请各常委审阅。我意段落体例不变了，繁简也不大变，应着眼于有无重大错误、遗漏和主要评价是否得当。请审阅人签字。

    至于文字涩顺、标点正误，主要由编者校对时酌改，但也欢迎审阅者直接改在此小样上。

审稿者请特别注意对张伯苓的评价（主要部分在解放三年前那一节里）。

几位编者很辛苦，在此最后阶段不能松劲，文字、标点等一点点不错才好，负责到出书为止。

娄  9月24日”                                                                             

    常委们没有提出原则性意见。娄平告诉我，看来可以这样定稿了。不过你还要辛苦一趟，给滕维藻同志送去一份，让他专门看看张伯苓那一段，征求他的意见，并让他签字。若无大动，你就直接送到印刷厂去。

    娄平站在我面前，如同向一个战士交代送一封“鸡毛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娄平身材高大，体态瘦长，神清骨秀，青皮光头，舒眉展眼，衬托着略高的颧骨，说话舒缓而略带停顿，形成其特有的话语风格。

    我照娄平的吩咐拿着清样直奔教学主楼，一口气爬上五层，敲开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办公室。滕维藻先生是我的业师，他给我们年级讲了一年的政治经济学，看过我的听课笔记，还夸奖我记得详细，字体清秀。我进门后，向滕先生转述了娄平的意见，他立马就摘下眼镜埋头看起清样来。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对我说：我过去还真不知道张校长这些事。现在稿子上这段话比较客观，交代清楚了历史过程，也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比另外专门写一段评价要好。我看现在这样就行，可以付印了。说完便签了名字。

    1979年校庆前夕，一本32开的《南开大学六十年》校史，终于跟师生见面了。淡黄色封面印有校长杨石先题写的书名，书内有校党委书记张再旺和杨石先，以及副校长吴大任、郑天挺的题词，并且附有12帧历史照片。

   “文革”结束不久编写的这本校史只不过是几万字的小册子，也许现在早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能够回到历史语境之中，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去全新的审视南开大学60年的那一段历史，总归是代表了一种校史价值取向和话语构建，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南开人对南开历史的尊重和历史视野的自觉，是改革开放初期南开的奠基性校史启蒙。

    这次修史过程中，娄平、滕维藻表现出一种超常的胸怀与眼界，其见识与力排众议的魄力非同一般。特别是娄平那种认真负责，勇于担当，一抓到底，坚持把校史写出来的党性原则和工作作风，尊重历史，尊重编者，倾听群众意见的优良品质，虽经几十年时光磨洗，依然鲜活的留在我的心底。娄平、滕维藻堪为改革开放以来南开修史的开创人。

    写完校史之后，我成了编撰校史的“有缘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在这中国大学的黄金岁月里，南开走过了承载过多历史重量的年头。校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久，又有一件事情让我更加认识了娄平。

    继编写《南开大学六十年》之后，我一直在搜集资料深入研究张伯苓。纵览张伯苓永不颓唐、执着无悔的教育历程，追溯他那不断创新的教育实践，解读他那教育爱国、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融会他所手订“公能”校训的博大精深蕴涵，令人由衷地敬佩张伯苓壮丽的教育人生，深深感到他是让私立南开登上中国现代大学高峰的教育大师，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教育家。1980年，我写成了一篇长达1万4千余字的论文——《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该文以大量历史事实论证了张伯苓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创建南开学校，哺育立德爱国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对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一天，我以极大的勇气，敲开了娄平办公室的门，向他阐述了论文的构想和主要论点。娄平听完我的汇报，仔细阅读论文以后说道，这篇论文很有学术价值，也很有现实意义，我看可以推荐给学报发表。那时，娄平正分管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工作，遂即在我的文章左上方批写了意见，让我直接送到学报编辑部去。

    论文刊发在1981年《南开学报》第1期上。娄平成了我研究张伯苓的第一助推人，是他的无私胸怀为我后来几十年的张伯苓研究铺垫了第一块砖。

    滕维藻先生也一直关心我的张伯苓研究。我作了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后，每次见面总是问我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有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让我去北村3号楼他家。我一进他家门，他就迎上来，把厚厚的一套《吴大猷文选》递到我的手上，并且说，这是我的朋友送我的，你比我更有用，研究校史人物你用得着它。1998年，辽海出版社出版我的《南开逸事》一书，他还亲自题写了书名，至今我一直珍藏着他的手迹。

    我的论文在南开学报一发表，立刻引起较大反响。当年的《新华文摘》第5期予以转发。老校友黄钰生先生看过文章后激动地说，“爱国教育家”五个字会在精神上解放多少校友啊！有关报刊和出版社相继约我撰写有关张伯苓的稿件。《人民政协报》发表了我的《周恩来总理与张伯苓》，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教育家传》收录了我的《张伯苓传》。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刊载了由我撰写的“张伯苓”词条。

     1994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写的《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标志着我对张伯苓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该书是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教委（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之一种。全书32万字，是建国后第一部系统论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专著。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评价本书指出，“论述全面，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分析透彻，条理清楚，文字畅通，是教育史方面的一部力作。”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南开校友吴大猷先生从台湾给我寄来题词：“伯苓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其兴办南开中学、大学、小学，为国育才之成就，对国家之贡献，均将永著史册，传久不朽。——奉题梁吉生先生有关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研究专著。”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书评》第二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指出“《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是极有价值的”，“它介绍了近代中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张伯苓，其详尽深入的研究和客观公允的评价使之成为对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不可多得的入门书”。《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获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后，我陆续编著出版了《张伯苓与南开大学》（1995年）、《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1997年）、《南开逸事》（1998年），母国光、陈洪和滕维藻分别写序或题写书名。

    退休后，我没有赋闲，一直在校史园地力所能及地耕耘，无论是在返聘任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岗位，还是担任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我都一如既往地发掘校史资源，编写南开校史书籍，如《南开学人自述》、《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组织编写《南开大学九十年记事》。每年我都为新入学的本科生、硕士博士生，以及新入职的教师员工作校史报告，利用校史、校歌、校训和校史人物等文化元素，发挥校史的育人作用。

    退休以后，继续出版有关张伯苓的著作。主要有：《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2003年）、《张伯苓的大学理念》（2006年）、《张伯苓图传》（2007年）、《张伯苓私档全宗》（2009年）、《张伯苓画传》（2012年）、《张伯苓教育智慧格言》（2016年）等。唐国强主演的20集电视剧《张伯苓》，我是编剧之一，又是历史顾问。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出版后多次印刷。该书受到华东区、山东、教育部、南开大学的奖励，并且获中国政府图书提名奖。2009年校庆九十周年之际，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套盒精装出版我的126万字的三卷本《张伯苓年譜长编》，被誉为研究张伯苓的“扛鼎之作”。温家宝总理给我写了亲笔信，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张伯苓给予鼓励和助力。

    从我躬耕校史多年的经历中切身感受到，历届校领导无论是南开土生土长的，或是从外边调入的，都是尊史、重史，并且亲自写史的开风气之人。龚克就任南开大学校长后，曾经对我说，他们家与南开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他还向我索要《张伯苓年譜长编》的电子版。2012年3月25日，他给我写信畅谈他对研究张伯苓的构想。他说：

   “别的不说，张先生对南开是太重要了，其意义不仅在历史，而且在于当代和将来，所以对张先生的研究需要加强。一是将人物作为对象的研究，包括生平、家庭，尤其是论著和思想，这是基础性的；二是基于范畴的研究，比如他的育人理念的研究，他的理念与前时代、同时代和后时代育人理念的比较研究。总之，无论哪个方面，我认为都很不够。所以，我愿意支持你的工作。”

    2015年，我在美国探亲期间，搜集到美国收藏的关于南开大学的一些重要资料，我还专程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了《蒋介石日记》中有关张伯苓的资料。回国后，龚克校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感谢我一直为南开校史做出的努力。在坐的朱光磊副校长还谈起《张伯苓全集》的史料问题。我向校领导表示，我已经把原来计划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伯苓文集》书稿撤回，愿无偿奉献给南开大学出版社，以供出版《张伯苓全集》采用，同时也准备将我在美国搜集的校史资料捐赠给学校。龚克校长听了非常高兴。校史研究室为我举行了捐赠仪式，党委常委王新生教授亲自向我颁发了《南开大学捐赠证书》。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一个社会选择记忆什么，忘记什么，就是这个社会文明和品格的高度。”以此而言南开，可以想见南开的品格和气度。

    岁月更迭，春秋代序。我与校史在一起走过的40年，也是我从壮岁年华走到了耄耋之年。在我的书案上，叠摞了十多部我写的有关南开历史和南开人物的著作。这些著作是我在南开这方灵土上挥洒汗水和心血辛勤耕耘的收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授予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者”，并荣获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颁发的“中国高校校史研究逾30年有重要贡献奖”。

    站在南开百年的肩膀上回望，校史绵绵，情谊谆谆。

   “活在心中便不朽，让人怀念即永生”。我怀念当年那真情汩汩的往事，怀念当年那重新焕发生命活力，为劫后南开校史甘为人梯的娄平、滕维藻，也在颓发衰年常常记起的与我一起记录南开历史的人们。

     悠悠忆初年，硯耕著史篇；

     平生德义在，长怀寸心间。

写于2009年7月8日西南村闲未得斋

2019年4月初改定于蒙特利尔

作者：原南开大学校办副主任 梁吉生 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