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庆专题文集】我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日子

一

1964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国家经济情况基本好转，也正是我们这一届进入高考的一年。我所就读的学校是河北省无极县无极中学，我们高三的同学进入了冲刺阶段。经常是熄灯号吹响后部分同学仍不回宿舍，老师就从教室把大家赶回宿舍，然后把门锁上。有的学生半夜起床，从窗户爬进教室，偷偷地看书，不到起床号响，教室里的人已坐满一大半。那时老师也是黑天白日围着学生转，伙食有所改善，一切对高三学生开绿灯。

十二年的寒窗，终于等来了高考。考试之前填写《高考志愿书》，在当时填写志愿纯粹是瞎蒙，除了对清华、北大和科大几所名校有所耳闻外，其它院校根本不知道。有的学校的名字都是第一次听说，更谈不上了解。什么理科、工科、综合性大学等等，根本没概念，对各院校的系和专业更是一无所知，农村的学生家长很多是大字不识的文盲，所以也不关心。因此，《高考志愿书》只是在教师的个别指导下填写，一般都是瞎填一气，与现在的全家齐上阵、群策群力，大相径庭。

我填写的志愿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完全是按南开大学简介中的介绍顺序填写的。高考结束后，没有标准答案可对，题作的对错与否也不得而知，什么时候判完卷也不知道，更弄不清得了多少分。因为考分保密，甚至是绝密，不像现在这样公开公布、透明通达。考生能接到通知书就算考上了，接不到通知书就是没考上，考不上也不知何原因。正因为如此，考生从考试完毕到录取通知下达，一个多月的时间真是生活在闷葫芦里，像热窝上的蚂蚁一样，度日如年。那时我才体会到：完成一件大事，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的日子是多么煎熬。

就这样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一直等到八月中旬，我收到了梦想成真的南开大学入学通知书。

接到通知书后，我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十二年寒窗可以报答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同时也给辛苦供我上学的父亲有个交待。犯愁的是上学没钱，我父亲为我上大学，把屋外的两棵大槐树锯倒，卖了四十元钱。这就是供我上大学的费用了，从此以后我再没给家里要一分钱。

那年我们无极中学考上南开大学三名学生：谷贵月考上了化学系，于世奇考上了经济学系，我被数学系录取。

我们无极县城到正定火车站有38.3公里路，就这38.3公里的路，真使我们犯了难，因为当时没有公交车，自行车也不是家家有的，即使借到自行车也拉不了3个人和行李。后来于世奇他爸爸设法联系到一个货车去正定站，于是我们三人就搭上了这辆顺路车。

说起坐货车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三人乘坐的货车是到正定送活猪的货车，当时货车的车箱里装满了生猪，用网子把它们网住后吱吱叫个不停。我和谷贵月挤到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们的行李放在网猪的网子上，于世奇将就着趴在行李上上了路。一路开来连颠带簸，真不知这个罪他是怎么受的，现在想起来真玄。那时车辆少，路上也没有检查站，要是搁在现在查个违章驾驶准没跑。

当天夜里，我们坐了7元钱的火车到了天津站，出站后就有南开大学迎新的同学等候。我们的行李不多，每个人只有一个铺盖卷和一摞高中读过的书，以及一个旧脸盆。学长热情地帮我们搬行李、提脸盆，七手八脚帮我们把东西装上车，直奔南开大学。

我第一次坐大轿子车，刚从火车下来换乘汽车有些晕车。窗外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那时没有夜市，店铺早就关了门，连营业的饭店都看不到。坐在车里左转右拐，转了不知多少个弯。

忽然，有一个同学喊：“到学校了，现在是进学校的东门，大家准备一下，一会儿就下车了。”汽车在大中路上继续往前行，在灯光映照下，好像穿树林一样，马路两边全是洋槐树，看不清有多深，好奇怪学校怎么会在树林里？不一会儿车停在了主楼门前，我们走下汽车，抬头看，哇！这就是学校的大楼啊！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楼房。还记得高中时我读过一本写大学生活的小说《勇往直前》，读后觉得里面好多事自己是一头雾水，弄不清楚。尤其写到男生和女生同住在一座宿舍楼里更不理解，现在看到这么雄伟的大楼，真不知它是干什么用的。

下车后，各个系的老生在等候，他们分别把新生领走。记得当时数学系接待我的是五年级的刘秀花师姐，她操着一口河北家乡话，热情的帮我拿行李、提东西，把我领到主楼数学系办公室报到。办完手续后，又帮我把行李拿到第七宿舍308室，没想到我在这屋一住就是11年。后来我毕业后留校仍住在这里，直到1974年才分到北村2号楼一间9平米的住房，一家三口在那里住了8年。

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见到了和想像不一样的大楼，也住上了大楼，像在做梦一般。那时农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是共产主义”，我这不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了吗？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这时是1964年9月。

二

进校后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的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一个没什么见识、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来到陌生的大校园，看什么都是那么新鲜，真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南开园是那么大，比我们的县城还大，南开园是那么美，比小说中描写的大花园还壮观……我立刻被她的宏大和美丽所吸引。

从小引河到卫津河学校东门的大中路，笔直地东西贯穿南开校园，人们称为南开的鼻梁。矗立在路南的苏式主楼雄伟壮观，在当时被称为天津市十二大标志建筑之一；主楼两侧的第三、第四大屋顶教学楼，灰墙黛瓦、古色古香。路北的新开湖碧波荡漾，漂泊着几只小船；隔湖相望，庄严肃穆的图书馆在葱茏的绿荫中格外寂静，楼前的梧桐树随风摇曳、水岸花红分外妖娆；穿过教工和学生宿舍，是一片开阔的大操场，它几乎占据了南开园中部的半壁江山。与新开湖东面大礼堂相邻的是三面环水的马蹄湖，夏季湖塘荷香飘逸，两岸垂柳依依，引来三三两两的游人，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座落在马蹄湖北面的是美轮美奂的学校行政楼，是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飞机炸坏的卢木斋图书馆复建的，修复后成为学校党政机关的办公楼。马蹄湖向南越过大中路，是一个大花园。大花园的东面是第一教学楼、南面是第二教学楼、西面是建筑独特的西村平房，都是张伯苓老校长当年创建南开时留下的建筑（第一教学楼除外）。听人介绍，每当月季花盛开的时候，都会招来许多师生散步、赏景，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对于校园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

水是南开校园的一大特色。六宿舍北、大操场北、北村南，到处都有湖泊和池塘，校农场东边有西大坑，校农场西边是红旗河（现为津河）。出了学校东门是卫津河，校园南面是河沿河，与大中路相临的是小引河。这些河池水道簇拥着新开湖与马蹄湖，颇具水乡田园风光。南开园三面环水，一面与天津大学相伴。两校之间没有隔墙，条条小路互通，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除了教学楼、学生宿舍楼、教工楼之外，学校有为教学服务的实验室、生物站、养殖场，有金工厂、木工厂、化工厂，还有为教学生活配套的大礼堂、小礼堂、大食堂和小食堂。当时的大礼堂是多功能的，既是开大会、听报告的场地、学生活动中心，还是学生吃饭的第一食堂。学生第二食堂设在学生三宿舍楼后面，学生五宿舍旁边的第三食堂至今仍在沿用。除此之外学校还设有邮局、储蓄所、理发店、百货店、服务社、饭馆、粮店、煤场……真是该有的无所不有，虽说规模不大，但足不出校门，什么事都可以办到，尤如一个小社会。

教职工家属楼分布在教学区周围。家属区分为东村、西村、北村、西北村和西南村，从名称上就标定了家属区把教学区围绕在中间。南村家属楼设在了校园外边，当时的西南村只有两座楼。那时的男生宿舍是1、2、3、4、6、12、13号楼，女生宿舍是5、7号楼，单身教职工宿舍是8、9、10、11号楼。

校园西面是一片比校园面积还大的农场，那里是南开大学的试验田，也是学生参加劳动的基地，当时学生们有劳动课，上劳动课就去农场收麦子、插稻秧、割稻子……

南开恬静！南开秀丽！南开真大！南开真美！这里就是我即将开始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漫步在优雅恬适的校园，我心潮涌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

三

南开是文理综合性大学，学制五年，当时设有九个系。理科有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文科有经济系、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和外文系，数学系的教学和办公地点均在主楼二楼东侧。

我所在的数学系一个年级共招136人，分5个班，每个班28人左右，也有留级和插班生。我所在的5班有28人，开学一段时间后不知何因又把3班拆开，分别插入其它各班，我们班变成了4班32人，有8个女同学住在7宿舍308室，四张上下铺。我们系那一年入校女生宿舍的窗户朝西，冬天有暖气还好，一到夏天热得让人难以入睡，我们住上铺的实在没办法忍受，就下到地上铺个单子睡觉。夏季虽然难熬，但从无有人叫苦。

当时负责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是刘守义老师，后来因工作需要换成了宋瑞林老师，他们都住在6宿舍，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开学后，我们上的第一课是在位于佟楼的天津仁立罐头食品厂实习，也就是参加劳动一周。女同学和厂内的女工一起包糖块，那时出厂的水果糖外皮包装全靠人工。女工干起来很熟练，光看见她们的两只手不停的转、糖块吧吧地响，一会儿就包了一大兜，我们紧赶慢赶也赶不上，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男同学是和厂里的男职工干其它的活计。我们每天集体步行去、集体步行回，虽然只有一周时间，但是同学们接触了工人和劳动实践，开阔了眼界、颇有体会，收获很大。

数学一年级有6门课，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政治（党史）、外语（俄语）和物理。全年级一起上大课，在主楼211教室，辅导课分小班上。一年级时数学分析由闫光耀老师讲，高等代数由高鸿勋老师讲，解析几何由李秉贞老师讲，物理课是苏大昭老师讲，政治课是张洪祥老师讲，外语是颜琳老师讲。到了二年级，给我们上课的还有王厦生老师和姚家超老师，陈鵎先生也给我们上过课，教外语是王炳钦老师，物理是盛素英老师。他（她）们授课认真、教学严紧，那时没有教科书，都是老师编写的油印教材发给大家；更没有麦克风，在大教室讲上两节课够他（她）们累的，这些老师现在都已是耄耋之年，有几位老师已经与世长辞。

各门功课的辅导课都是小班课。记得辅导我们数分的是蔡厚生老师，几何的是涂菶生老师，代数的是张大干老师。辅导老师不仅认真、耐心，还和学生打成一片。那时学校图书馆小、不够用，好多学生在宿舍写作业，老师就到学生宿舍去辅导。

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当时学校的学习风气特别浓厚，口号是“为革命而学，为党争光，为国争气。”

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是一个质的飞跃：由定点到动点，由具体到抽象，到处讲的是逻辑思维，看不见、也摸不到，枯燥乏味，觉得它不是连续函数而是阶段函数，再也没有好玩的数学游戏规则。于是我产生了畏难情绪，认为自己不是学数学的料，后悔自己第一志愿没报化学系或物理系，起码这两个专业是可以做实验，看得见、摸得着。其实这也是门外汉的乱想，实际上他们学的大部分也是理论性的知识。

后来，在辅导员和任课老师的耐心引导下，我逐渐踏下心来、安心学习。说真的，数学和物理系的课程的确很累，两个系在学校是出了名的“老头系”。当时流行着“一枝笔，一个碗，教室、宿舍、图书馆”的口头禅，三点一线描写了这两个专业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

课业重、压力就大。据高年级的同学讲，61和62年级的学生，有因两门主科不及格被学校劝退的情况，且大部分是农村来的。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的心里压力就更大了，因为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农村招来的较多，据说上级对高考招生有指示，多面向农村招生，但农村和城市的教学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当时我们实行的是苏联的学分制（五分制），各门功课把得很严，学习成绩得5分是很不容易的，能得4分就不错了，得了3分也高兴，真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当时学习专业和政治口号是挂在一起的：“为革命而学习，为真理而奋斗！”“多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人民没得到解放！”“放眼世界，展望未来！”一句句响亮的口号，的确激励着许多学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学习。

记得入学的那一年，正值建国十五周年。十月一日白天学生组织队伍上街游行，热闹非凡；入夜举国欢庆，街头彩灯辉煌，鲜花烂漫。天津市和全国各大城市同时燃放礼花，绚烂的烟火腾空而起、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照得半边天通亮。一波菊花盛开刚落，一波百鸟争鸣又起，我们从农村来的孩子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早把晚上有政治课的事丢在脑后，结果我们几个人都迟到了。那时的学生上课迟到的很少，更甭说逃课了，基本上没有。

四

当时上大学的费用，基本上靠国家发助学金。除了个别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不享受助学金外，农村来的学生大多有助学金，所以上学基本上花不了什么钱，或不花家里的钱。头等助学金是每月19.5元，包括15.5元的生活费和4元的零花钱，可以购买书籍和生活用品。我享受的是二等助学金，每月17.5元。当时农村和城镇贫困学生的感恩思想特别强烈，挂在嘴边上的话是：“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这些贫苦出身的孩子绝对考不上大学，也念不起大学。”因为，解放前能上大学的，大多数是富家子弟。现在我们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只能刻苦学习、努力钻研。生活上要坚持低标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国家补助的这些钱都够花，有的甚至从中节省出一部分寄给家用。

我在大学过了6年的学生生活（因为“文革”晚分配了一年），只是入学时父亲给了那40元卖树钱，以后再没有向家里要过钱，放假回家的路费，都是自己节约下来的，有时还给家里点钱。记得“文革”中我回家养病，中秋节时我把省下来的10元钱给了父亲，结果父亲为了让我过一个好节日，一下子全花光了。我心痛的要命，认为父亲不该那样铺张。

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学校伙食也有很大改善，虽说粮食仍旧定量（我的定量为32斤/每月），但副食比较好，学生们还是能够吃饱吃好。特别是我们农村来的同学，感到天天象过年一样。农村来的学生饭量大一些，一般早上3两（一个馒头2两，一碗稀饭1两），吃一分钱咸菜；中午3两米饭或3两馒头，一份菜，要么是烧茄子，要么是米粉肉，或者是扣肉（一品肉），才2角钱。我特别爱吃那2角钱一份的炸大虾，中午吃一次量大又解馋，晚上2两馒头，吃一个5分钱的烩菜（各样剩菜烩在一起，取名合烩，很香）足以！就这样一天吃上4角钱就很不错了，一般一天3角5分钱就够了。男同学吃得多些，花得也多，后来食堂搞改革，吃桌饭，十人一桌，围桌的人不分班，够十人就开饭，六菜一汤很丰盛。但由于各班下课时间不一，进食堂用餐的人早晚不一，所以实行一段时间后，又改回老办法，个人单独用餐。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农村来的学生，不仅身体强壮了许多，很多人还长个了，我就从入学时的1﹒55米长到1﹒60米，两年长了5公分。家里人常说：“女到十八不再长，男到二十三猛一窜”。我们在城市上大学的孩子，他（她）们普遍长了5到10公分，有的更高，甚至见面都认不出来。看来物质条件是可以打破常规的。

虽然学习很紧张，我们业余生活开展得也相当活跃。每当下午到了课外活动时间，操场上有跑步的、打篮球的、打排球的、踢足球的……一片繁忙景象。除了体育锻炼，还有许多社团组织相当活跃：乒乓球队、歌咏队、绘画室、体操队、航海队等等。航海队的训练场地，是在学校南边的水上公园湖面上进行的。我参加的是射击队，当时还有我们班的郝世义同学，每到训练时间我们就到主楼六层房顶上练习射击，铅弹也不知用了多少箱。当时辅导我们的是武装部孙功贻部长、张德山老师，后来还有黄锁孝老师。我在射击队两年多的训练中受益匪浅，既锻炼了技术也锻炼了思想，军事化作风更强了。由于训练认真，1969年在塘沽解放军8313部队农场锻炼时参加了实弹射击，我虽不是优秀，可6发子弹没有一粒脱靶。记得当时的解放军战士还有频频脱靶的，难怪解放军连长把我树立为“榜样”。

学校文艺和体育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课余时间校园不时传来阵阵歌声，宿舍楼群经常听到袅袅笛鸣和悠扬歌声。体育运动是南开的传统，同样是和政治挂钩的，提出的口号是：“为革命而拼搏”、“为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而锻炼”。当时，正值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为抗击美国侵略而战，我国又是越南人民的“亲兄弟”，学校里有许多越南留学生，和我们结成一对一的对子。我们帮助他们学文化，做思想工作，共同成长。我的越南朋友叫崔玉农，她曾给过我一张贺年片，我一直保留了很多年，后来在一次搬家中丢失了。

学校重视群体性体育活动，开展了越野赛、越障碍长跑赛……记得有一次体育测检，让我们从学校操场出发，经校东门，沿津盐公路（现在为卫津南路），绕水上公园南路，走水上西路，然后进校西南门返回操场。这一趟很远，很多学生跑不下来，用了好长时间走回学校，按要求及格的人不到半数。

一年一次春季运动会，一开就是两天。有体育特长的同学都积极参加，怀着“不须扬鞭自奋蹄”的决心，投身于各项比赛中，很多运动员都取得了满意的成绩。无特长的老师和同学都自动搬凳子围操场而坐，为运动员加油，到处是喜庆和跃动的场面，到处悬挂着迎风招展的红旗和系旗，为运动员摇旗呐喊。

一年级入校不久，辅导员让我进入系学生会负责食堂工作，同时兼任班伙食委员（简称“伙委”），后来我又进入校学生会，分管生活方面的工作。当时的学生很听话，学生干部工作积极、办事认真，能顶半个老师，各项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我也是一样，做“伙委”工作都是在吃饭时间开展，一般采取个别征求意见，必要时召集各年级和各系的“伙委”端着饭碗，边吃边开会，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听取大家对改善伙食的建议。我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还不定期与食堂大师傅一起开征求意见会。同学们认真提，师傅和领导虚心听，上下齐抓共管、气氛和谐。学生们分期帮厨，有的摘菜，有的收拾卫生。食堂的伙食经常花样翻新，得到大家好评。我虽然是学生，但和食堂的大师傅们处得很熟。比如主食班的索寿龄老师傅，副食班的王玉华老师傅，他们都是伙食班长，经常一起交换意见、听取建议，就连烧火的吴师傅见了我都能热情地打招呼，有的大师傅有病，我还去做家访和慰问工作。

学校每月进行一次政治时事报告会。由党委书记臧伯平同志在大礼堂主讲，老师和学生都自带凳子听会；有时也请其它学者或专家讲座。内容都很丰富，听后颇受教育。

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一出，全国人民闻声而动。1964、1965年正是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高潮之年，人人做好事，个个学雷锋，欧阳海、王杰、刘英俊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他们的英雄事迹影响着一代人。当时的学生更是涌入学雷锋的热潮中，人人争当活雷锋。记得1965年放暑假，我坐夜车回家，在德州火车站换乘。我一个人坐在候车室等待西去的列车，这时一位大嫂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后跟着一个大一点正哭闹着的孩子，胳膊上挎着一个大包袱，匆匆走来。我看到他们焦急的样子，上前问明情况，原来下了火车急着找汽车站。我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行李交给身边的老大爷，抱起那个大孩子：“走！我送你们一程。”于是他妈娘儿三人跟着我走出候车室。外面很黑，路上也没有行人，我们边走边交谈。大嫂得知我身边的老大爷不是我熟人时，情不自禁地说：“这一路上总遇到好心人，好妹子送我一段路了，你回去吧！不然你的行李丢了咋办？”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底，但我相信好人多，不会有什么事。又送了一段路后，在大嫂再三劝说下，我才回到候车室。远远看见大爷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正帮我看着行李呢。心想，现在就是好人多。

我们班里有个姓王的同学，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每次接到家信后，情绪总是比较低落，学习也受到影响。当时我就琢磨怎么帮助他呢？思来想去还是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吧。于是我帮大家取信的时候，暗暗记下他的家庭地址，用他的名义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还寄去5元钱。钱虽不多，但这是我从伙食费中省下来的，能帮助别人，心里也高兴。后来，他父亲接到钱后给他写了回信，说接到儿子寄的钱很高兴，5元钱也能解决一些柴米油盐问题。他看后很吃惊，自己没寄钱呀？这事是谁做的？思来想去就想到了我。见到我披头就问：“准是你寄的，不会有别人！”我矢口否认，直到现在我也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我知道，在当时做了好事不留名绝不是我一个人。

在党的教育和同学们的热情支持下，自己能够严于律己，刻苦学习，认真工作，助人为乐。1966年“五四”青年节，我被评为全校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并在全校大会上做典型发言。当时，在全校大会上发言的还有经济系李志霞、历史系王英、数学系侯振芳同学。党委书记臧伯平同志作总结发言，肯定了我们取得的成绩，告诫我们今后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保持前进的方向，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由于听党的话，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1965年12月30日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的还有陈相文同学，介绍人是宋瑞林老师和姚世福同学。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一晃就是五十五年，但这段求学南开的美好记忆，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作者：南开大学档案馆副馆长 卢会敏 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