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之恋

“恋”字何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尚付阙如。我当如何解读呢？北村又有何可恋的呢？寻路光阴荏苒，斗转星移。自1995年我搬出北村至今已廿馀年了。虽然家搬了，可是心怎么好像至今仍留在那里呢？

进入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东门，沿大中路向西约二百米内，往北约三百米到达与天津大学交界处的这一片，就是北村。从校区鸟瞰图上看，北村好像棋盘上两个方格而已。上世纪30年代这里全是苇塘。新中国成立初方陆续建房。北村的房外表分明：二至三层的起脊瓦顶房是早盖的；四至六层火柴盒式的分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盖的。它们各自聚落，望之分明。在西南村建房未成规模前，这里一直是学校当时教师最大的住宅区。北村始终没有时下中高档小区常见的，绿茵的草坪，缤纷的花木；更无亭台水榭，通幽曲径。它与七八十年代盖的市民小区别无二致。尽管这些年各方着力修葺，但只要你稍加留意，总会发现那刷在砖墙上的涂料和木质门窗上的油漆，很难遮住它往日的陈旧，看上去总有几分年久的沧桑感。

　　造访北村，我时常伫立道旁凝神仰望；有时也在楼间甬道上漫步寻思。过往的行人不时发问：“您在找什么？”此刻我多支吾着难以作答。是啊！我不是在找脚下的路，是在找当年的学人那条心里的路。一念多折心在“村”上还是在课上？1980年在我“不惑之年”的第三年，我毅然放弃了“文革”后原来看好的工作，决心重操1957年在人大法律系所学的专业。经六个多小时的笔试调来南开新建的法律系。学校分了我一套北村14楼2楼一个小单元。楼下是孟继本先生，楼上是后搬来的马馼先生（原监察部长）。搬家时邻居都问：“搬哪了！”当我说：“南大北村”时；他们多面带诧异地说：“怎么大学里还有村？”是啊！当时我心里也很不解：堂堂南开教师住处，既不称俗的“里”、“巷”，也不称雅的“园”，偏称村？又想当年《苏轼答王巩》不是曾有：“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吗？“村”本城外荒郊野地、乃下里巴人聚居地。“村”有粗俗之嫌啊！不解，只能存疑。因为那时心根本不在称呼的“村”上而是在“课”上。压在心上的是如何重拾廿多年前的专业；让我惴惴不安的是如何上好首建法律系首届学生的第一门课。我深知这首届学子是慕南开之盛名、乘法学之兴，励志法学而来的，期望值高。怎能分心大意？可廿多年前人大的课早已模糊，当下南开的课上得怎样又一无所知。

　　为找标准找差距，我以学童的心态走进了南开大学的教室。先是进了朱光华先生的讲堂。听他讲商品、价值、交换的课。他讲述思维缜密、丝丝入扣、流畅自如，吐字清晰、音量、语速适中。引我注意的还有他着衣得体，发丝齐、钮皆结。教态庄与雅。我还走进了刘珺珺先生的课堂，听她讲极富思辨性的自然辩证法。到李振亚先生的课堂，听他讲脉络清晰史料翔实的党史课。我还到访徐朝华先生的家，向她请教一个“法”的古体字，“灋”。还向刘茂山先生借阅了八开稿纸大的讲稿。我还到人大1957年给我上第一门课的孙国华先生的家，粗读了他主编的即将付梓的统编本讲稿。做了上述功课，我心里似乎有了点底气。

　　一个初冬的上午，我从北村走进了主楼一楼尽西头一间教室，讲完了首届本科的第一堂课。记得教室窗子有块玻璃已破，风吹进室温低；但我和学生们却都不觉得冷。后来由于有了三年多教学积累、法理室同仁的共同努力，又蒙法学界元老李光灿先生的鼓励、出版社崔国良先生的帮助，《法学基础理论》得以出版。不料此书一版印四万五千册后，仅过了一年多又印了两万五千册。后来孙国华先生还曾对我说：“南开本有特色”。

　　至此近五年来的课堂教学已成雏形，重负之下诚惶诚恐的心情似有所缓解。但内心仍不感轻松，仍很纠结。

　　徜徉北村甬道，想的最多的正是这段心境。

“鲜克有终”、学路漫漫。摆在眼前的就有两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个是历史的潜在心中的，另一个是现实的摆在眼前的。心中的是那时我已略知南开史上虽没有法律系，仅在文学院设政治系；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梅汝璈和徐谟都曾在南开讲过“法学通论”。众所周知梅曾作为民国政府代表在“东京审判”（TokyoTrials）中，以卓越超凡的表现而享誉于世。徐则学养厚、口才好，教学有方，深受学生欢迎，任教又长。徐与张校长为知交，1946年始还曾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9年。虽说这些昔日南开讲堂上显赫一时的法学盛况，早已封存在校史的深处，鲜为人知，但每当我想起，心中不免总有些负重感。现实的是稍具定型的教材，时时受到司法实践以及法学界论争的诘问。论争聚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还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这本是个关涉法律的本质、最终又涉及法律的由来的问题，自然也是我上第一课开宗明义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何纾解潜在心中与摆在眼前的这两个心结，一时曾有过要搞研究和专著，走“研究是教学之母”这条路的萌动。但转念又想专著与教材不同，贵在专、难也在专；贵与难皆在悬而未解，既需学力更需毅力。一时畏难又涌上心头，不想动。说来也巧，这一心态很快竟转向了冲动。

　　那是来自一次校工会组织好的暑假泰山游。同行的有谷书堂、辜爕高、曹中德、陈天仑等诸位先生。大家先集于山下岱坊。我凭一时之力一气登上中天门。望着下边攀过的路，再抬头遥望南天门的玉皇顶，以及那鳞次栉比攀登的石阶，自然想起那段名言：“在攀登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路可走，只有在攀登上不畏艰难险阻的人才有可能攀上光辉的顶点。”那一刻我又凭一时之勇登顶“一览众山小”。回校后心中也一直在兴奋的状态中。然而稍后的一次学界盛会，又让我的心情像过山车转向低谷不想动。

　　那是我以天津唯一的一名代表参加在庐山举行的中国法理学会成立暨首届学术会议。学界济济一堂，交锋激烈。在兼听中我方知要触及并解读“起源”问题，要涉及法人类学、中外上古史、民族学等等多学科知识。这不仅为我一时的学力所不及，还需付出长期笔耕不辍的劳作。一时畏难情绪又涌上心头，但又不肯放弃，也不甘放弃。正是怀着上述这一念多折的纠结心情回到了北村。特殊之“场”

　　日子又在每天的课表中照常流转。可心中的那份纠结却难于解开。在无奈中只好等待，在等待中我渴望能得到解开这一治学心结的精神动力。

　　四年多来我进出北村家门，总是步履匆匆。现在我只好放慢脚步要好好看看北村！看看这个“村”到底是“俗”还是“雅”呢？

　　北村初看极平常，细微体会则四季各有情趣。

　　早春，万物复苏。楼前一排排白杨树上新生的绿叶，在阳光下折射出光芒，像无数在枝头晃动的小镜面。照得你眼花缭乱，也让你的思维更加灵动。倏想那片片绿叶不都在吸碳吐氧，都在述说着它短暂的生存价值吗？

　　盛夏，紧邻北村的马蹄湖里的荷花竞相绽放。荷香飘来心旷神怡。此刻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会提醒你，它正孕育着来日清香沁人的莲蓬。

　　中秋，楼后苇塘里的芦花被秋风吹散飘浮在水面上。我捡一小瓦片打个水飘，随之水面翻出层层涟漪，推着芦花飘展。看着让我想起柔石的诗：“秋风从西方吹来，听芦苇的萧萧。秋风从西方吹来，吹起我辽阔的思潮。”那一刻让我久坐室内迟钝的思绪，豁然开朗。

　　隆冬，整夜漫天的)花静静地落着。清晨在窗前看到上第一节课的先生提着书包小心翼翼地走出楼门。看着他踩出的那些脚印，我想这总会给后边的学人提供点依循吧！

　　北村的每天既多姿多彩，又平凡，又少有。

　　清晨，在原阅览室旁的柏树下，你总会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带一副厚厚镜片的老人在打太极。那是著名的中国逻辑史学者温公颐先生。

　　临近中午，一声亮而脆的“买豆腐”的叫卖声，把楼里端着碗的人们喊出来。豆腐新做的，散着豆香。一元钱一大块。一次我看见一位体高微胖面白，戴眼镜的老人，硕大的手掌上托着块豆腐微笑着迎面走来。端详间我突想起，这不就是“文革”时我来南开看查抄展，看到的那个中国作协会员证相片上的朱维之吗？稍后我浏览了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知他专攻希伯莱文学。又想他必通晓《旧约》中有关希伯莱的宗法与戒律。这在当时的法学界似乎还无人与之比肩。

　　黄昏时分，在甬道常与中等身材、显硬朗、年约七旬的邢公畹先生相遇。记得在偶读他的《三江侗语》时，如捧读天书，让我顿时起敬。

　　如上所述的3位先生，我虽心存敬仰，却又从未与之有过点滴的交往。

　　下面要提及的3位先生，却是在那些年的某天的黄昏与其不仅有过短暂的交流，还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怀想。

　　一是，高振衡先生发问，我未答。

　　已近下午下班，在北村原百货店旁的工商行，我进门见柜台前，只有一位个子不高清瘦的长者，在等结算。我则在柜台另侧静待。须臾，老人侧脸向我低声发问：“你是哪系的？”我脱口而出：“法律系的！”他随即又温和地问道：“中国有法律吗？”听罢，一时我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在彼此面面相觑间，恰好柜员一声“办完了！”的声音，结束了我们短暂的凝视。后来我想不回答也是种选择。因为一言以蔽之有或无显非老者发问的初衷。稍后得知老者本是中科院院士、耶鲁的博士高振衡先生。论学识他会知中国史上的法律，也会在回国后亲知有“五四宪法”，当然他也更切身感受了“文革”期间那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所以他发问的含义是在强调：纸上的法律与现实中的法律的背离与契合问题。这也正是我们业内常讲的“书面法律（Lawinbooks）与实效法律（Lawinactualop－eration）之间的分离与统一”问题。也即法律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正义，还应是兑现在现实中的正义。过后我还想这智者轻轻地一问不仅引出了一个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主题，更彰显了他的理性思维。

　　二是，我的一问，魏埙先生详答。

　　一次在甬道上与从未讲过话的魏埙先生相遇。我鼓起勇气，向他请教心存已久的有关简单商品交换中产生的实际交换关系，在后来又是怎样获得了“契约”这一法律的形式问题。他停下脚步听我讲后，便脱口而出：“那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二章交换过程中讲得很清楚的问题。”随即又说：“跟我来吧！”进了他家门，他顺手从桌上拿起《资本论》一卷，很快翻到那章的106页，逐段逐句讲了含义，语气如数家珍。我豁然开朗。

三是，来新夏先生一问，我一答。

1989年深秋，我搬到8号楼3楼居中的302。东边是301的来新夏先生，西边是303的鲁德才先生。一天黄昏电话铃响，是隔壁来先生打的，问我“老周有红蓝笔吗？借我用下。”我说：“有，就送去。”单元门虚掩着，我径直走进书房，见他还在临窗的书桌上写。桌上叠着尺余高的书。见我走近，他接过笔，点头示意让我先坐下后又写。当我坐定再看他时发现桌下的脚并不在地面上，而是陷在凹下去的一个小窪里。此刻不应打断他的思路，我带着一时的诧异启身回屋。进屋见门旁地面也有浅层脱落，那是常进出所至。至于来先生脚下的小窪显然是常年笔耕不辍造成的。稍后待我见了他那些年有关文献学、目录学、民国史、方志学的大量著作后，深信这一判断无疑。

　　黄昏时分是老先生们散步的时刻。他们大多从北村前面的6栋楼里陆续出来。那背微驼穿褐色西式大衣的是数学家、中科院院士严志达先生。步履匆匆的是当年与陈景润并列荣获中科院院士的数学家王梓坤先生。略带四川口音的是化学家陈荣悌院士。外表似市井老人的是辞学家王达津先生。带南国口音译过《红楼梦》的是李宜燮先生。常见的有历史系的“三杨”：美国史的杨生茂，元史的杨志玖，史学史的杨翼骧。儒雅的日本史家吴廷璆，以及业内戏称“杂家”的黎国彬等先生。那面带深沉，穿着不济的杨敬年先生，其名还是在建系初的一次党员会上听到的，为告诫我们少涉外骛安心教学，盛元山书记说：“北村的杨敬年七十多了，牛津博士，还在捡完菜帮后到图书馆自修法文！”此话深深嵌在我心中，总想解其奥秘。

　　夜幕降临，北村的晚上少见行人的身影，看见的是那远近窗前泛出的淡淡的光晕。晚八时许我总会出屋透透风。走在西边临河沟的道上，周围很暗，总会看到南面楼下一个窗里泛出的微弱的灯光。这是从年逾七旬“入泮习文，国产院士”申泮文书桌上的台灯发出的光。此时这样的灯光，你还会从周围远近上下错落的窗上看到更多。这当中有我确知的方克立、车铭洲等先生的，还有应是罗宗强、刘泽华、俞辛淳、张光寅、丁光桂等先生的，更多当是与我们年龄相近的学人的！

　　上述这些在北村我每天清晨、近午、黄昏可见的、亲历的，特别是晚上从窗里泛出的那些灯光，都让我时刻感到身边总有股鲜明而又强烈的“氛围”，包围并冲击着我。“氛围”是什么？有人说是“气氛”，是一定“场”合中空气的振动。“场”有数量、质量、能量，并传递着物质间相互作用力，如电磁场、引力场等。这样说来，北村不就是个由一定数量、质量、能量的特殊学人组成的，放射着特殊感染力的特殊之场嘛！

　　在北村这个特殊学人场里住着6名数理化院士（上世纪80年代初院士称学部委员，全天津也不过十余名）。人文各科中学绩显赫，蜚声学界的先辈学者多达数十名。至于文理各科中已有建树或蓄势待发的后辈学人则成群。北村那时这一人才荟萃之盛况，或许在那时的北大燕园、武大的珞珈山等地有过，至于在津沽大地实无二地。

　　每念及此，我都会笑我当年初听北村的“村”时，对“村”字俗的误解。其实“村”尽管与“鄙”字相近，皆指郊野，又都引申出“俗”意；可这里却是真正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仿佛又胜似南阳之庐啊！

　　还有这个特殊场里的学人们，又都处在时代与人生的特殊节点上。上世纪80年代是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新时代，也是教育与学术空前繁荣的新时代。那时北村前辈学者多在“耳顺与从心所欲”之年间。他们在“文革”中多遭厄运，失去年华，此刻正满怀“枯木逢春，老树逢春更著花”的心态，以殚精竭虑，日以继夜的劳作，书写着人生的新篇章。至于后辈学人那时多在“知天命之年”，他们惜时如金，正以敢为人先，冲破藩篱的勇气向着心中的高地攀登。

　　总之，那时学人精英在北村高密度的聚居，再加那时代的拐点与学人人生节点的契合，自然使北村成了津门学人精神迸发的特殊之“场”。

作者：南开大学法学院退休教师周长龄

转自南开大学校报第1370、1371期